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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世说新语》,品魏晋风流

时间:2019-07-23 09:02来源:有趣啦 作者:admin 点击:
奇书《世说新语》 《世说新语》(以下省称《世说》)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典之一。这是一部真正的奇书,记录了汉末至晋宋之交士族名士的言行与精神风貌,涉及政

 

奇书《世说新语

《世说新语》(以下省称《世说》)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典之一。这是一部真正的奇书,记录了汉末至晋宋之交士族名士的言行与精神风貌,涉及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哲学、宗教、文学、美学等几乎所有的领域,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,备受历代读者的喜爱。有些书可以陪伴一时,有些书则能陪伴一生。《世说》就是一部能陪伴一生的书,许多大师级的人物也都对这本书推崇备至。

鲁迅称《世说》为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”,“记言则玄远冷峻,记事则高简瑰奇”。冯友兰也把《世说》当作“中国人的风流宝鉴”。大翻译家傅雷对此书更是爱不释手,《傅雷家书》中有这样的话“近来常翻阅《世说新语》,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,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;但那种高远、恬淡、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。人真是奇怪的动物,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,谈玄说理会那么隽永,野蛮的时候又同野蛮毫无分别,甚至更残酷。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”,傅雷在写给傅聪的信里还说:“你现在手头没有散文的书(指古文),《世说新语》大可一读。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它当做枕中秘宝。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,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”。

 

如何读《世说新语》(一)

《世说》初看有趣好读,多数故事也不难懂,其实,要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,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,理解他们的言行举止、风度韵致的审美意义,并不很容易。更有一些只言片语,不成故事,不知背景,十分难解。可以肯定,《世说》简略语言的背后,还有不少未发之覆。对于一般读者而言,《世说》的字词训诂、职官、天文、术数、名物方面的知识,可以借助目前流行的《世说》通俗读物就可解决,不必过多注意。但《世说》的主要内容,它的经典意义何在,是必须要理解的。

古今《世说》研究者一般认为,《世说》之名源于汉代刘向的《世说》。刘义庆《世说》既然很早就称为“新语”或“新说”,那么,它与旧《世说》相比,必定是一部新经典,有新内容、新思想、新精神。显而易见,理解《世说》之“新”在何处,是读懂《世说》的关键。

约略言之,《世说》之“新”,首先是记录、刻画了一群新人物。记录汉末之后的名士言行,刻画并赞赏他们的风韵神貌,是这部新经典的核心内容。《世说》全书三十六门,其中《德行》《言语》《政事》《文学》《方正》《雅量》《识鉴》《赏誉》《品藻》《夙惠》《豪爽》《容止》《伤逝》《栖逸》《任诞》《简傲》等重要篇目,都与人物品题及鉴赏有关。

追溯人物品题的风气,古已有之,至汉末大为流行。两汉儒学占统治地位,选拔人才采用察举和征辟,道德操守和学问高明,是评价人物的全部标准。在《后汉书》中,道德高尚或经学高明的人物为乡论赞许,并获得仕进之途,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《世说》也记录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物,例如《德行篇》说:“李元礼风格秀整,高自标持,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。”李元礼的志节风度,显然属于孔子所说的“士志于道”的儒家理想人格。

《世说》所记的汉末人物大致有二类,一类如陈寔、荀淑、陈蕃、李膺、范滂、郑玄,都属于道德人格的范型。一类如徐孺子(稚)、黄叔度(宪)郭林宗(泰),识鉴清明,远离政治,超世绝俗,堪称魏晋人物的先驱,标志着新士风的萌芽。刘义庆编《世说》,往往始于汉末人物,这有深刻用意,意在揭示魏晋新风多源于汉末,体现出清晰的历史发展观念。所以读《世说》,不能忽略汉末大名士的人格范型。所谓魏晋风流,并非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,它由汉末的人文精神变化而来。

由两汉道德范型的人物品题,转变为个性至上的人格鉴赏,是魏晋人文精神发生的最大契机。前者注重人物的道德、节操、学问,后者赞赏人物的个性、气质、风度、神韵。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汉魏之际的社会巨变,儒家思想失去统治地位,道家、刑名家思想中兴,以及随之而来的玄学兴起。由此思想解放,个性得到尊重,士风发生极大的变化,人文精神焕然一新。

《世说》中的《雅量》《识鉴》《品藻》《栖逸》《任诞》诸篇,集中反映了魏晋人物鉴赏的风气之盛,以及所谓“魏晋风流”的内涵。胸襟洒落,神韵悠然,性无喜怒,宠辱皆忘,高情远致,识量清远,处变不惊,举止闲雅,栖迟衡门、放浪形骸……皆是魏晋风流名士的特征。人称《世说》是名士的教科书,此书最有趣味,最令人遐想的地方,就在于记录并刻画了众多的风流名士,这些新时代的新人物表现出来的奇情异彩,令后人惊叹不已。

 

如何读《世说新语》(二)

《世说》之“新”,其次是记录的学术之新,思想意识之新。两汉经学鼎盛,至汉末社会大动乱,经学自身也走到小言破道,繁琐僵化的地步。社会坍塌,礼教松弛,经学无用,思想解放,士风通脱,这一系列的变化,促使学风从质直趋于抽象,从繁琐趋于简约。魏末思想家何晏、王弼、钟会、裴徽、荀粲等,或会通儒道,或校练名理,魏晋玄学兴起了,学术新思潮汹涌澎湃。

《世说》中的《文学篇》,详细描述了魏晋思想界的崭新局面,尤其是两晋清谈,最具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性质,有着无上价值。读《文学篇》,可以具体了解中古学术史上不少重要的论题以及理论分歧。比如钟会撰《四本论》毕,可知才性四本指才性同、异、合、离;何晏与王弼清谈,可考见清谈的基本形式;王弼诣裴徽,可知他如何会通儒道;殷浩见佛经说:“理亦应在阿堵上。”证明东晋名士已为佛教哲学征服;殷浩、孙盛、刘惔共论《易象妙于见形》,可知东晋《易》学不同派别的争论……至于魏晋名士殚精竭虑、互争胜负的理论较量,以及评说优劣长短的例子,更是不胜枚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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